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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幾十年”不等于"趕超也要幾十年”
來源:   作者:   時間:2016-07-04   點擊率:

 

先進生產力必將戰勝落后生產力

楊林林:宏甲你好。(王:你好。)這兩天,抓緊時間拜讀了新華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閣下大作《智慧風暴》,很有啟發。

王宏甲:我寫《智慧風暴》的采訪是從兩年前就開始的。當時是北京市委向解放軍總后勤部點名求援、政治部批準的。

楊:噢。我想先告訴你的是,中關村不少高科技企業的老總,像聯想的柳傳志、用友的王文京和北大方正的王選等我都采訪過,但我還是覺得,你筆下中關村那批優秀的當代“知識英雄”那種傾其智慧、從傳統經濟的樊籬中左突右攻、為尋求“第一生產力”解放而沖上市場經濟舞臺這段奮斗史,非常打動人。

王:像他們這樣的奮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以往任何時候都沒有過的。更重要的是,這批知識英雄的奮斗歷程告訴了我們許多有關中國知識經濟發端和發展的主要特征。(楊:什么特征?)由知識分子發起,然后影響經濟和社會進程。

楊:有意思。從這種角度談知識經濟,我是頭一次聽到。

 

頭腦將比自然資源更受珍視

楊:我注意到,你在書中多次將“知識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經濟”相提并論。

王:因為知識經濟的另一個特征是,它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消耗,將比工業經濟時代大為減少,而最需要、最珍視的資源,將是人的頭腦、智慧。就拿北大方正的漢字激光照排技術來說,他淘汰了鉛字,就使全國的印刷業告別了對鉛與火這些自然資源的依賴,與此同時,就結束了鉛與火對環境的污染。

楊:對。我看到書中有段文字專門描寫了我們《經濟日報》是如何率先大膽采用了激光照排設備。我也回憶起,當初在王府井舊社址的時候,大家確實都希望自己的辦公室能離排字車間遠一點,怕受污染。

 

“科技成果”不見得是先進社會生產力

王:什么叫先進生產力?我認為決不是像以往不少人認為的那種只能得獎、出樣機的“公雞技術”————“只能打鳴,不能下蛋”。(楊笑:太準確了。)而中關村上出現的高科技企業,為什么能那么迅速地從小到大,最終成了大氣候?因為他們屬于新的生產力。生產力有兩大特征,一是生產工具,二是掌握生產工具的人。在知識經濟中,新興的生產工具的代表是計算機,掌握這個新興工具的人,就是北大清華那類沖上市場經濟舞臺的教授學者博士碩士們等等。他們以先進生產力的形象登上了中國知識產業的舞臺,宣告了工業經濟時代正在中國逐步成為歷史,一個新的知識經濟時代或說可持續發展經濟時代正在出現。

作為借鑒,我們可以看看美國高科技的發展速度為什么那么快?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們的科技進步并不是由國家級的科學院在領導,而是由高科技企業在領導。比如,英特爾芯片的不斷更新帶動了知識經濟的發展,微軟軟件的不斷更新推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前進。在他們那里,大量的科技人員直接投身于高科技產業,根據市場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在企業里進行科技開發。

同樣,北大王選的激光照排一型機、二型機、三型機,也不是在實驗室里研制出來的,他始終在跟生產廠家和用戶在合作,他們就是在跟你們和新華社這些大用戶的合作中使技術日臻完善。此后又經過一輪輪的技術創新和市場開發,最終發展到能把美、日、英的同類設備完全從中國市場上擠了出去。如果王選當初只在他的“北大計算機研究所”里進行研究,他有可能躋身于在我國成了堆的“填補了國內某項技術空白”的科技成果行列,但永遠不可能開創出今天這樣的局面。

 

“落后幾十年”不等于"趕超也要幾十年”

楊:我在想,《智慧風暴》中所展現的王選、北大方正和中關村的發展歷程,給了人們很多有重要認識價值的東西。除了剛才所談的三點之外,是不是還有一條……我想先請您談談,王選他們在剛開始研究“電子照排系統”時,已經落后于美國多少年了?

王:最少30年了,美國研究第三代電子照排系統的時候已經走過了30年。

楊:好,F在不少人一講就是我們在哪個哪個領域比發達國家落后了幾十年或半個世紀,因此加緊追趕的話至少也要幾十年。而王選和他后來領導的北大計算機研究院所,只用了幾年就趕上了美國同行,對吧?

王:對。他在80年代初就趕上了美國,到80年代末已遠遠領先于美日的同類技術和產品,所以能徹底把他們擠出中國市場。

楊:所以《智慧風暴》給人們的又一個重要啟示是,我們用不著被落后于發達國家那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差距給嚇住。王選們的奮斗業績告訴我們,差距不僅完全有可能在不長的時間內縮短,而且還有可能倒過來。我們完全可能在短時間內沖上世界高新科技和知識產業的前沿領域。

王:對。你看王選,就成了在他那個高科技領域第一個獲得歐洲專利的人。這是什么概念?自從西方有了專利制度二百年來,在王選之前還沒有哪個中國人的技術發明打入歐洲、獲得過歐洲的專利。這還意味著,在整個歐洲的相關技術領域,還沒有一個西方人達到王選發明的水平。誠然,當時領先于西方的還只是技術而不是產品,為了把它變成產品并領先于西方,他們又用了4年。

 

“知識”只有在變成“經濟”之后才值錢

楊:對,這就引出又一個很有認識價值的問題。你剛才說,王選在技術領先于西方之后,又拉起了一幫非常優秀的下海知識分子開發隊伍,而且是一口大氣也不敢喘地轉入了相關產品的開發,才實現了在中國市場上獨領風騷的局面。(王:是的)如果不是自己親自披掛上陣,哪個企業能替他轉化成果?(王:難。)對了。這是不是又一個中國知識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實際上,在美國的硅谷或在發達國家的新經濟中,大量出現什么情況?英特爾、微軟等都是自己信息技術發明成果的“轉化”人。他們都沒有到社會上尋找過什么“孵化器”,都是“自己下蛋自己孵”。所以我想,我們經常呼喚通過“孵化器”使高新科技成果產業化,但從王選的道路看,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力軍在哪里?

王:我認為是兩方面。一個是王選,他始終致力于把他的科技成果變成產品進入市場去為社會所用,而不是得了獎就完了,在得獎后他反而非常憂患地說,如果國家花了那么多科研經費,市場還是被外國人占領了,那我們對國家究竟有功還是有過?

楊:這一段文字讓人很是震動。

王:盡管科技成果已經通過了國家鑒定,但他說這個成果還只是“樣品”而非“商品”,所以實際上是零。因為“知識”還沒有變成“經濟”。

楊:“把知識變成經濟”的說法實在有意思!我覺得這是對知識經濟一個極好的注腳。

王:謝謝。王選總想著,國家花錢扶植的科研項目最終應該能為國家賺錢。這一點特別可貴。(楊:對)另外一種力量,就是我寫到的那個最早到中關村開發的港商張旋龍,他看準了求伯君的才華,就投資開發他。結果在求開發出WPS的同時,張就成功開發了求。這個香港老板實際上是把知識分子頭腦中的智慧開發出來變成了商品。

 

“有市場頭腦的科學家”和“有科技眼光的企業家”

楊:用你的說法,就是“經濟”把“知識”開發出來了(笑)。能不能歸納一下,要把科技成果轉化成商品要靠哪些力量?你提到了兩類人物,“有科學眼光的企業家”和“有市場眼光的科學家”,我覺得很好?磥硪阎R變成經濟,生力軍主要就是那兩類,一是像張旋龍那樣“有科技頭腦的企業家”,二是王選那樣的“有市場眼光的科學家”。

王:我看完全可以這樣說。

楊:不過我覺得,王選不僅有市場眼光,他還能把具有市場運作能力的人才開發出來,這也很重要。不然他也成功不了。

王:對。還有個重要的話題,就是“科技成果的轉化”這個提法的本身就是個中國特色的東西。(楊:怎講?)我認為這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問題,需要改革。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就沒有“轉化”這一說。

楊:有意思。他們沒有“轉化”概念,那是什么概念?

王:開發。從立項起就要把它開發成商品。你看,幫助求伯君的那個張旋龍就是。他并不是幫求伯君“轉化”什么,因為當初求還沒有“成果”,但張發現求的大腦里有可開發而變成“經濟”的寶貴“知識”資源。我國之所以存在“轉化”概念,就因為在傳統的行政型的科研體制下,產生了許多不“轉化”就不能產生經濟效益的半截子成果,嚴格地說,那算不算成果都兩說。

楊:舊體制下的大量科研項目,從誕生之日起就跟市場無緣,從來就沒有“生產力”概念,也用不著考慮生產力問題。

王:對。它們壓根兒就跟生產力相脫節。研究出來了,通過鑒定了,就束之高閣。于是很多有關的領導和部門就急了,哎呀,我們有這么多科學家研究出這么多科技成果到現在還沒有轉化怎么辦?所以才拼命想辦法怎么轉化。

楊:這是好心。但真等想要轉化的時候,往往已經來不及了。

王:對。所以大量成果是死的,沒轉化成商品,就沒有生命力。

 

能否用生產力標準來衡量科學家?

楊:有道理?雌饋,一些成果或專利究竟有沒有轉化的意義,值得重新思考。這之中除了“轉化”機制問題外,還有什么帶根本性的東西,比如要不要根據生產力發展和市場需求,來衡量成果和科學家?

王:事實已經證明,凡是獨立于企業之外甚至凌駕于企業之上的科研院所,往往是孤立于經濟和市場需求之外的。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絕大多數科研機構,是建立在企業肚子里面的。

楊:所以他們能及時知道他的企業什么時候“肚子餓了”,什么時候“缺乏營養”該進行新的科研開發了。

王:對。如果科研機構只是由政府領導和管理,生產力問題將越來越難以解決。所以我想,咱們的市場經濟什么時候才算成熟?到不需要由政府機構去“轉化”科技成果的時候,到沒有“轉化”這一說的時候。因為到要“轉化”的時候往往已經失去了“第一時間”。你看王選們,18年來從沒休息過,因為松一口氣就要完蛋。像他和他率領的那些科技人員,在我們國家應該算是頂尖的了。(楊:那當然。)但他們在開發自己親手搞出來的階段性成果時都一刻也不敢停步,一代機、二代機、三代機,到四代、五代機時才真正變成商品。整個過程馬不停蹄才開發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東西來。如果在舊體制下按部就班地搞科研,先鑒定、存檔,再擱在那等人來“娶”得要多少時間?

楊:多數都老得“嫁”不出去了。

王:這就造成什么局面?很多優秀的科技人才,把國家大量的科研經費變成了知識或創新知識,但沒能變成先進的社會生產力。

楊:精辟!不過我想,既然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就該包括科技人才。

王:所以科學家的待遇問題至今還不理想,所以我要在《智慧風暴》里寫中關村那些科學家在真正成為生產力之前的生活,條件是那么差。只是在科研開發跟市場緊密結合起來為社會創造財富之后,處境和命運才徹底改觀。1999年,全國一千多高校近萬所校辦企業的總產值是230多億元,北大方正一家就占了84%。(楊:真不得了。)為什么?他改造了全中國的傳統印刷產業,使它全面實現了向知識型產業的跨越。這種全行業的歷史性跨越在我國有幾個產業做到了?還沒有。

 

“知識”的重任:徹底改造傳統產業

王:所以我深感中國經濟今后面臨著加速從傳統型向知識型轉變的緊迫任務,大量產業需要通過徹底改造、走向知識經濟而獲得新生,不然就要死掉、銷聲匿跡,工人就要大批下崗。而通過科技開發和產業化改造了整個行業的,目前還只有王選和北大方正。所以我認為,在這一點上國內還沒有誰比他更典型,說他們是中國知識經濟時代的偉大先驅毫不過分。

另外,北大方正在實現了對印刷業的全行業改造過程中,也使自身成長為中國高校中最大的高技術企業。今后他們還要徹底改造中國的廣播電視業,廣電業也面臨著全面向數字化改造的任務,這個巨大的工程目前也只有北大方正可以做。

再有,在知識經濟中,教育是重中之重。在中關村的知名高科技企業中,有一批企業都發展得很不錯,有產業、有科研,但目前還沒有教育,而北大方正是“產學研”全面涉及,囊括了知識經濟的方方面面,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開通智慧,振興實業”竟是北大的建校宗旨!

王:一百年前,梁啟超他們為什么要辦“京師大學堂”(北大)?

楊:為“開通智慧,振興實業”,這一點我在拜讀《智慧風暴》的時候才知道。實話說,很吃驚。

王:他們當時就認識到,中國若不能振興實業就不能進步,也無法跟西方抗衡。從這個角度看,北大方正是中國人百年奮斗的一枚碩果。從北大的歷史看,方正恰恰因為依托于北大這塊崇尚社會責任和創新的沃土,才迅速成長為中國知識經濟發展進程中一道奪目的風景。

楊:那么,請再展開談談其中還有什么普遍性的規律。

王:首先,這跟北大1898年“開通智慧、振興實業”這個建校宗旨有直接關系。北大方正不僅是全國高校中最大的企業,也是全國最大的高科技企業! 

第二,北大是全國最好的理科高校,他使學生能得到比工科院校更扎實的基礎理論訓練,這對日后掌握信息技術非常有利。前不久清華恢復了理科和文科,這很有遠見,對學生形成更適應知識經濟的知識結構很有利。

第三,任何教育都不能為?扑`。(楊:好。┒匾暋巴ㄗR能力”。計算機技術本身就是電子和數字技術的結合,所以它要求科技人員既懂電子又懂數學,搞漢字照排系統還需要有很好的文科知識,北大就有。

第四是北大的“五四”傳統,憂國憂民、報效國家。正如江澤民主席在北大五四運動紀念活動中對學生們講的“四個統一”所說,“要把報效祖國同實現個人的價值統一起來”,這在王選和方正人身上體現得很充分。

第五,北大多年形成了一種學術上“兼容并包”風氣!凹嫒莶笔70年前老校長蔡元培先生的名言,體現在北大的方方面面,使一些有生命力的東西不至于被扼殺。王選如果不是處在北大這樣的氛圍,不一定能成功。

第六,王選和北大方正及時發現、重用了一批非常優秀的全國各地的尖子學生,組成了一個非常具有創造力的知識型群體,他還較早意識到,要想保持企業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的開發能力,需要更多的年輕的人才,所以他后來愈發重視選拔、開發和放手重用年輕人。這不是每個科學家都能做到的。

 

期待更多“科研力量與企業力量的偉大會師”

楊:在近兩年采訪中,你接觸到許多堪稱中國知識經濟先鋒人物的知識英雄,強烈感受到“科研力量和企業力量偉大會師”的重要!皞ゴ髸䦷煛边@提法很“打人”,但目前在我們國家里還太少。你認為,要想讓這種“偉大會師”多起來,使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成為主流,還需做哪些努力?

王:我們黨的十五大報告里有句話就提得非常好,就是“要讓企業成為科研開發的主體”。書中那個開發了求伯君的港商張旋龍和王選領導的北大方正,就是科研開發的主體。

楊:而王選也不是從一開頭就意識到自己要讓企業成為科研開發主體的,他甚至連把研究院辦成企業也沒有想過對吧?

王:對。國家起初給他的研究院設置的編制就是72人,而當他成為北大方正集團的研究院時,已經發展到400人,今后還可能更多。如果方正的計算機研究院只有原來編制的72人,就干不出今天這樣的事業,一大批優秀的青年人才也就進不來,而可能跑到國外成為外國企業中的先進生產力。在北大方正這類企業周圍發生的是另一種循環,他們吸納大批高校畢業的一流畢業生,這些高水平的青年人才又迅速使北大方正成為中國知識經濟時代的亮點。像這樣的企業我國目前盡管不多,但我深信,以中關村的聯想、北大方正等為代表的知識經濟型企業的星星之火,必將燎原。

楊:由此來看,大批高科技知識分子的前途在哪里?

王:我覺得主要有兩條,一是自己投身于企業;再是把自己所在的科研院所直接變成企業。這往往比一兩個科學家散兵游勇地自己去跟企業相結合要好,更利于使科學技術直接變成為企業的第一生產力。

楊:不過,除了把科研院所直接變成企業,是否還有其他方式?比如你在書中提到的哈佛大學,就擁有一系列企業,特別是校方做年度報告時首先要談的是財政報告,然后才討論教學,他們還經營股票什么的,這不是一點兒也不比企業差?

王:(笑了)對,哈佛實際上是把自己產業化了。教育產業化。

楊:所以,科研機構或大專院校要想使自身能直接體現為先進的社會生產力,關鍵是使自己具備企業的功能,可以靠自身的市場運作直接創造市場價值。

 

在可持續發展經濟時代,最顯赫的將是智慧

楊:我還注意到,在你所描述中關村的發展歷程中,出現了好幾個非常杰出的高水平的通才人物,既有很高的科研開發能力,又鍛煉出很強的市場運作能力,像張玉鋒等。他們有一個驚人相似的特點,就是出身寒門。你說這能不能看作是某種規律?

王:完全可以。知識經濟時代比以往任何時代帶給了人們更多爭取平等的機會。你只要掌握了知識,就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地位和命運。所以我寫道,“在農業經濟時代最顯赫的是權力,比如皇帝;在工業經濟時代最顯赫的是資本,兩次鴉片戰爭史,實際上都是資本在迫使政治去承當它的奴仆,在政治沖鋒陷陣、打開一條血路之后,資本大搖大擺地進入中國來進行掠奪。(楊:透徹。┰谥R經濟時代,最顯赫的就是智慧。人們可以普遍地通過發展智慧,為自己爭取到生存、發展機會和相對平等的地位。

楊:講得好。今天,我們對話的引子是中關村、王選和北大方正,但核心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和先進生產力。從你在《智慧風暴》中所描寫的許多以往鮮為人知的知識英雄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另外,你在書中多處對我們給予了很高評價,比如說《經濟日報》是激光照排“一個非常有英雄氣概的用戶”,應該對此表示感謝。(王:不客氣,那的確是《經濟日報》對我國知識經濟發展的一大貢獻。)

(注:王宏甲是榮獲政府津貼的著名解放軍作家。其代表作《無極之路》是我國迄今唯一被搬到中央電視臺由電視播音員連續播出全文的紀實文學作品,至今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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